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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公布，并向全社会征求意见。在多达45条的《草案》中，既有对“劳动合同法”引发争论的明确回应，也有些争论并未在《草案》中得到反映。预计该《草案》很难平息因“劳动合同法”而引发的争议，且由于此《条例》一经通过颁布，整部“劳动合同法”既为定案，因此，围绕“劳动合同法”而出现的争论，可能因《草案》的公布而再起波澜。
“劳动合同法”自其草案公布到正式颁布，其有关“无固定期限合同”条款，始终是各方争论焦点，并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女首富”张茵在政协提案中要求取消该条款而达到高潮。此次公布的《草案》，也对该条款给予了解释、细化，并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重点。
《草案》明确罗列了14种情况，作为用人单位可以取消“无固定期限合同”的条件。虽然这14种条件实际并未超出“劳动合同法”所列举的情况，因此在字面上很难得出《草案》的制订“屈服”于强势集团压力的结论。但将“劳动合同法”中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明确表述为“用人单位可以解除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将14种情况集中罗列，还是有“回应”争论之意。它至少向用人单位再次传递了“固定期限合同不等于铁饭碗”明确信息。
而尚未被媒体关注而又值得关注的细节，当属对于劳务派遣和职工违约责任的规定。对于前者，《草案》明确规定，劳务派遣用工一般只能用于“非主营业务”和“存续时间不超过6个月”的工作岗位，或临时顶替的岗位。如此规定，显然直接针对“劳动合同法”颁布之后，某些单位以劳务派遣规避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做法。而对于后者，《草案》则规定劳动者在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严重失职等情况下，应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对于“劳动合同法”中对劳动者责任义务规范不够，可能导致用人单位权益得不到保障的担心，这一规定显然有补救之意。
总之，《草案》不但细化了“劳动合同法”的条款，而且在某些条款上已经做出了补充和微调。而这种补充和微调，显然与“劳动合同法”颁布之后的争论高度相关，既有“偏向”于劳动者的调整，也有“偏向”于用人单位的补充，在一定能程度上体现了各方博弈的结果。
“劳动合同法”颁布之后，除了具体条款的争论之外，最集中的意见则是认为立法过程中不同利益集团博弈不足，用人单位意见表达不够充分，由此可能导致对劳动者的“过度保护”，而使用人单位的权益和竞争力受到伤害。
但我们认为，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中，不应将立法博弈单纯理解为立法机关内部的讨论、质询，而是应该在劳动关系的整体演变中，理解劳动立法的博弈过程。实际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劳动关系的日益复杂，劳动者权益被侵害的事实不断出现并趋恶化，国企职工低补偿乃至无补偿下岗、遍及全国的“40、50”现象、农民工被拖欠工资、陕西黑砖窑事件，一系列践踏劳动者权益的事件、现象，早已在劳动法立法之前，便以与部分劣质资本的无望“博弈”，呼唤着立法保护。作为以保护劳动者权益为首要目的的劳动立法，如果不能有力地回应这些呼吁，并以法律的形式对劳动者权益给予有效的保护，则显然有违其立法初衷。
事实上，仅就法律文本而言，再苛刻的批评者，也很难指摘“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对劳动者有多少偏袒或“过度保护”。其批评意见往往指向劳动成本提高之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下降、“中国制造”在国际竞争中失去优势等非法律问题。以一部法律规范从垄断国企到私人作坊的所有劳动关系，让一部劳动保护法承担维护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重任，才是“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真正尴尬所在。
《草案》还只是草案，围绕《草案》仍有博弈的空间。但再充分的博弈，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解决劳动保护立法的“不能承受之重”，谁也不敢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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