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各种指数颇多。“法治余杭”评估组邀请香港大学教授戴耀庭、浙江大学教授钱弘道，探讨余杭法治指数的出台。评估组将借鉴香港的经验，对余杭法治水平作出评价。据悉，余杭法治指数预计5月至6月出炉。法治指数的推出在内地尚属首次。

　　“法治指数”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各界对此态度不一，争论迭出。

    正方观点

　　□余杭“法治指数”的出炉，不仅在余杭在全国也尚属首次，实现了中国法治水平量化评估标准零的突破。中国第一个“法治指数”的横空出世，对推进法治进步作出了一大贡献，其势必于认知机制层面对各地法治建设产生深刻而重大的影响。

　　□余杭“法治指数”的出炉，实现了中国当下法治水平评估由定性评估向定量评估的嬗变，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质的飞跃。

　　□余杭“法治指数”的一个看点是僭越了法治水平评估“自己给自己打分”、“官评”，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窠臼，一举实现了政府法治水平由第三方评估，这一点殊为不易，堪称政治文明的进步。

　　□在中国这样一个主要依靠行政主导的发展中国家，推行法治与发展经济一样，需要来自政府方面的强大动力。包括法治指标在内的较为全面的政绩考核标准恰恰能够提供这样的动力。如果在我们现行的经济指标、社会指标、人文指标和环境指标等基础之上再增加一个法治指标，那么，各级政府和官员就不会唯经济指标马首是瞻，而必须顾及包括法治在内的其他指标，推行法治才能够成为各级官员的理性选择。

    反方观点

　　□像“法治指数”这种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指标体系，其核心价值就在于独立性―――从倡议者到主导者再到评估者、审核者，都必须是“利益非相关”的第三方个人或者组织。但事实上，我们注意到，“法治余杭”活动从发起到推进，步步都少不了当地政府的幕后推手。如此这般，不能不让人对余杭“法治指数”的制定与落地，心存疑虑。

　　□“法治指数”作为一个精准的实证调研数据，应该是在一个法治基本比较完善而且法治正常运转的语境下，对于法治可能存在的具体问题和偏差进行“数据纠偏”。而事实上，对于身边“非法治事件”泛滥的我们来说，太过奢侈的“法治指数”更像一件华而不实的盛装。

　　□法治指数是“舶来品”，具体如何使用涉及一个本土化的问题。鉴于当前的特定语境，公众对法治指数有“南橘北枳”的忧虑，也在情理之中。

　　要使法治指数能真正在国内健康成长，必须为它培植出合适的成长土壤。唯有如此，才不至于“南橘”而“北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

   编辑手记：

　　“法治指数”由提出到引起社会争议，已经成为一种现象。身处法治纵深地带的我们，对待由法治实践所引起的种种争论，应该抱有一种积极地参与、理性地思考的风度。

　　从本次争鸣的情况看，论者之理性、之宽容足以令人宽慰。大家平心静气地共同探讨同一话题，这正是我们所期盼的一个健康有序的市民社会所应达到的交流境界。

　　法治指数，从世界来看固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但其要落地生根中国本土，在中国这样一个行政主导的国家，首先要面对的便是公众对其公信力的质疑；其次，从以往的各种实际情况来看，人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来怀疑，法治指数会不会是一件华而不实的法治盛装？

　　这些疑问的冰释，需要组织者用实际行动和实际效果来证明。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