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是一个多民族且幅员辽阔的国家，不同区域范围内和各少数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现了我国民族文化的多样化特点。地域文化的转化创新，势必会极大地丰富民族文化的内容，增强民族文化吐故纳新的生命活力和不断进取的创造力。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讲，地域文化的转化创新其实质上就是民族文化的转化创新。不应仅仅停留在对地域文化资源的开掘、发现和阐释的狭隘肤浅的层面上，而应在民族文化创新发展的理论思维的指导下进行，只有这样，地域文化的转化创新才能获得成功，成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精神或物质产品。
目前，民族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就如何进一步发展壮大民族文化，专家学者已有不少精辟的论述，大致在以下两个方面上达成了共识。一是民族文化是民族和国家最具代表性的东西，也是民族身份最醒目、最富有特色的表征。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历史意识和强烈的传承性，因而，民族文化应该是有机地在吸收了传统文化的因素，并具有民族特色和中国风格的文化。二是世界文化的融合和交流，使得我们有机会见识和欣赏来自全世界的各种优秀文化，保持对这些文化的尊重并进行建设性的吸收，在融汇时代精神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地域特色、科学内涵、能够代表大众利益、满足大众需求、同时又能充分体现中华民族当代精神品格的民族文化。
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这种密切关系表明，地域文化的转化创新必然赋予它民族性、时代性和世界性的品质，否则，地域文化的创新就无从谈起，就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和作用。在地域文化的转化创新中，舞台艺术的创作实践，是一条重要的途径和手段。下面，结合我省舞台艺术的创作实践，简要谈谈地域文化的创新问题。
地域文化作为民族文化最富有特色的一部分，有关它的创新就应根据已有的传统和现实基础，在内容和形式上始终体现出自身的特点。我省是文化资源大省，以陇东周祖陵遗迹、黄土窑洞及其民间艺术为主要内容的农耕文化；以血源宗亲为根基的陇西李氏文化；礼县的秦祖文化和载入武威历史的西夏文化；以秦安大地湾、天水麦积山石窟和伏羲庙为支点的伏羲文化：以丝绸之路历史遗迹与敦煌莫高窟为载体的敦煌文化等等，构成了我省异常丰富又缤纷多彩的静态文化资源景观，这些文化资源一方面展示了浓郁的地域风情色彩和民族生活氛围，一方面又映现并折射出古代人物生活方式和情感世界所独具的文化心理和文化传统深层结构及其动向。以此相对应，以舞剧《丝路花雨》、京剧《夏王悲歌》为代表的舞台实践成果，以一种动态的文化创新形式给我们提供了一份宝贵的审美经验。那就是地域文化的创新首先要尊重历史，尊重体现在地域文化中的民族文化传统及其历史继承关系。以敦煌艺术为题材的《丝路花雨》的创作经验，正好说明了这一点。《丝路花雨》的成功经历是一个曲折的过程。由于受极左文化路线时期形成的创作模式的影响，第一稿创作的《敦煌曲》成为违背历史真实的失败之作，艺术沦为概念化的政治标签，丧失了这一题材本身具备的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蕴。其后，经过对敦煌艺术深层结构的把握和系统了解敦煌艺术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在升华认识的基础上，重新构思创作并几易其稿的《丝路花雨》，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唐代政治上的敦邦睦邻、经济上门户开放、文化上兼收并蓄、各国劳动人民之间真诚交流和友好往来的历史过程。正是这种民族的精神传统，回应了当时全国人民要求打开国门，与外部世界沟通交流的时代呼声，赋予这一作品里程碑的意义。这一特点同样体现在艺术形式上，根据敦煌艺术，尤其是壁画艺术创作的“三道弯”及“反弹琵琶”的舞蹈造型，以其典雅、蕴藉、浑厚、流畅的中国古典艺术的美学神韵，显示出不同于其它民族文化的异质性和独特风格，实现了与他种文化对话交流的互动。这一艺术事实雄辩地证明，民族性是文化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使得人类文化变得丰富多彩而有生命力。
地域文化的创新，同时还不能局限于传统的东西，要有自我反思和自我超越的艺术勇气，敢于突破和发展。地域文化资源以不同的样式记载的是业已过去的思想记忆，反映的是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传统有传统的负面效应，某些传统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系统清理传统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做到这一点并不难，难的是如何超越传统、实现时代的跨越。因此，在地域文化的创新转化上，一定要把文化的创新内容与突破民族的传统习惯结合起来，要将对传统的超越，建立在不断适应时代变化和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上来，树立敢于自我反思和自我超越的理论品格和艺术勇气。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甘肃艺术舞台实践最为显著的变化是题材和主题的多样化，这些作品从地域文化资源中吸取营养，剔除了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糟粕和非人民性的东西，艺术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阶级的、人事的冲突所导致的僵化的戏剧模式，但这种艺术的突破与社会生活的正常化同步前进。这样的戏剧艺术产生的轰动效应，实际上是戏剧艺术与非正常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撞击的反应，因此，当社会生活越过这道禁域，留下的仅仅是一个时代的符号。在突破禁区的时代，艺术(包括戏剧艺术)充当了艺术之外的角色。政治的、社会的甚至是物质欲望的要求，消解了艺术主体的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变这种现状提供了契机，人的纷纭多端的心理状态及多元化的精神追求，更多的表现为人性的或人与命运之间的矛盾冲突。京剧《夏王悲歌》着眼于地域文化资源，但并没有停留在再现历史或片面批判传统文化的层面，而是将审美眼光投注到异化现实、扭曲人性上，运用艺术规律将人物的矛盾冲突，置于历史情境的规定性中，大胆地描绘了两种不同性格、不同价值观念的交锋和斗争，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维护个体生存权利和自由意志的重要性，显示出震撼人心的力量，使该剧获得超越历史、超越时代的艺术魅力。这一艺术事实表明，具有前瞻性的民族文化，具有善于自我清理和不断超越的活力机制，这样有利于关注人性及人全面发展的艺术审美主体的形成。作品的时代性品格则更为彰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来源于地域文化资源中最有价值的创新成果，会积淀为民族文化的新内容，使民族文化更加发扬光大、源远流长。
地域文化的转化创新要以世界性的眼光，站在人类发展的立场吸收并综合他种文化的先进因素，为民族文化注入活力。文化的融合和交流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心然趋势，自古以来，中华文化就和其它文化有着很好的交流，既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也影响了其它很多文化的发展。在我省的地域文化资源中，敦煌文化全面而深刻地体现了各种文化相互影响的精髓。著名文化学者、作家冯骥才，在总结现代文学经验时认为，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来源于西方人的东方观，他的民族自省得益于西方人的旁观。一个民族很难会站在自己的对面看自己。而更为重要的是鲁迅笔下的人物，决不是对西方人东方观的一种图解与形象化，而是以此建立反观自己的批判性视角，进入中国社会的深层，也就是进入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淋漓尽致地抒展他的发现与批判的才能，写出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时代力作。因此，地域文化的转化创新必须上升到民族文化创新的高度，必须重视加强对新生文化形态的研究，不了解这些具有时代特点的文化形态，就无法对创新的内容和机制进行准确适当的调整，也就不能在民族文化的本体中注入新鲜血液，也就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具有时代特点的文化需求。在我省舞台艺术的创作实践中，但凡产生广泛影响的作品，诸如《丝路花雨》、《敦煌古乐》、《夏王悲歌》、《大梦敦煌》等，从内容和形式方面，无不吸收了世界文化的先进性元素，从而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当然，文化融合不是丢掉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恰恰是维护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鲜亮性。
地域文化的创新是一个异常宏伟的工程，舞台艺术实践只不过是一种有力的创新方式。只要我们尊重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舞台艺术创作植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不断探索，就一定能够把地域文化资源中有益的部分发掘出来，融人到民族文化的创新发展中去，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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