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功能审美化
原生形态的民间美术始终保持着“实用——审美”的综合价值结构，具有很强的功利性。这种功利性不仅直接地表现为它的物质实用功能，还渗透到它的审美机制，表现为诉诸视觉形式的，对现实需要的替代的满足。后者显示了民间美术原生形态有别于纯粹审美形式的特殊性质，即它的精神功利性。它通过理想化视觉形象的塑造和观照，使主体在审美想象的心理状态中，抒发被现实所压抑的功利意愿，从而有效地消除有碍社会实践的心理紧张和焦虑。
在与科学世界观和工业文明的遭遇中，民间美术千古承传的“实用——审美”价值结构迅呈瓦解之势。无论是和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关联的物质功利性，还是和传统信仰相关联的精神功利性，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失去了功效。工业文明带来的物质实惠，使原先多靠“替代性满足”来对付“匮乏”的百姓，欣喜地发现或现实地掌握了一种强有力的物质生存手段。民间美术的相应变化，通过功能的审美化表现出来。民间美术蜕变形态多实现了这种价值转型，并因此获得继续发展的生机。然而，随着功利价值的萎缩和消失，它也丧失了许多与之相关的重要美学品质。
在功能审美化的趋势中，一些审美倾向原来较强，或其功利性侧重精神意愿而非物质功能的原生形态，其价值转型显得更为自然流畅，也更为现代人所钟情。这方面以年画、剪纸、刺绣、蜡染、挑花、编结、雕塑、玩具、灯彩等，表现得最为突出。它们原来显强的装饰性和审美娱乐性，在当代被极大地强化和纯化。它们作为富有历史感和民族色彩的审美价值形态，构成艺术商品的特有魅力。它们与日俱增的商品价值，不仅激活了一些个体作坊，还启动了许多集约化的专业生产。
3.结构零散化
在前工业时代，影响和支配民间美术活动的观念是集体意识和个体意识的统一。作为传统势力的集体意识，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作用于主体。它不仅在现实情境中通过主体向客体渗透，使当下的心理投射包含历史和集体的成分，而且还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通过主体历史地向客体渗透。许多与人们切身利益相关的事物，因此被赋予了包括情感、意愿、知识、评价和理想在内的丰厚的精神因素，并以风俗为主要载体相对固定并延续下来。这些符号化了的精神因素和相应的符号形式，汇成一个社会化意义系统，构成一种家喻户晓的“集体的契约”。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民间美术创作，实际操用着一套共用艺术语汇。虽然每个人遣词造句的风格差异造成作品文采的变化，但其语义结构的深处却贯穿一条亘古至今的文脉。社会化意义系统的精神之链，把社会个体的丰富的创造和这些创造的各个组成部分，维系成一个浸透集体意识的有机整体。俗称为“说头”的意蕴的统一性，内在地规范了民间美术形象构成的一般定式，同时也为人们的阅读和评价提供了普遍依据。
作为社会文化变革的体现，移风易俗之势在本世纪愈演愈烈。如此形势下，原有的社会化意义系统随载体的失落而不断分化瓦解，其维系力量已难以为继。现代意识所鼓励的个人主义乘虚而入，把非集体意识的个人观点注入民间美术原生形态的语义结构的深处，从基础层面解散了统一形式元素的精神之链。由此引发的蜕变，通过造型结构的零散化显示出来。与民间美术原生形态由“说头”链结的有机整体相比，蜕变形态的造型结构是肢解状、拼凑状的，缺乏一以贯之的连续感和驭一统万的完整感。人们从供奉造型中挪出糖塑面花，从营造天地里卸下雕饰构件，从社火傩戏上摘走面具脸谱，从穿戴款式中截取花样绣片；或者把诸多从原有整体上剥离的零件断片，驴唇马嘴地错接、杂拼，强扭为一，使之脱离功利性的统一体而单纯向审美方向发展。
现代商品经济尤其刺激了这种肢解性、分裂性的蜕变，使碎片式民艺商品的开发在近20年来呈现一片繁荣景象。显而易见，这种繁荣并不意味着原生形态的民间美术的复苏或重振，它只是容易造成这种错觉的假象。其更大程度的实际情况是，现代商品经济通过利用甚至鼓动民间美术的价值转型来追求自身的实利目标。它调动起各种方式甚至工业化方式，批量地复制传统民间美术的碎片，并把它修补、放大成一个似有古风之美的完整的类像。市场经济的复制能力是巨大的、超出一切其它努力的，以致某些一度销声匿迹的民俗事象和相关民间美术品物，仿佛在一夜间奇迹般地“复苏”。一些号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灯会、庙会，就是十分典型的例子。生龙活虎的游艺舞具、奇光异彩的电光花灯、五色斑斓的缀挂把玩，以热烈的声色刺激吸引着四方来客，他们在愉悦中给主办者留下可观的票房价值和产品订单。
新风从现代城市兴起，蜕变的乡土艺术构筑起一道别致的风景线。被现代潮流推着前奔的城市中人，是这一切的建设者。摆不脱的中国文化情怀，使他们努力寻求一种既无俗套限制又有旧日温馨，既不失现代功效又和现代样式适成反差的审美方式。蜕变的民间美术，显然很合乎这种口味。人们可以坐在舒适的沙发上悠闲地欣赏已失“连年有余”苦涩意义的剪纸花样，也可以纵情于龙灯滚舞的审美狂欢而不必计虑“祈雨”、“兴农”的神圣使命，一切都止于审美，一切只在艺术形式的层面运作，“实用”的苦难背景和严峻内涵已经消散。因此，一种放弃民俗深度追寻的浅表感，一种注重物质实效的笃实感，一种热衷声色气氛的浮艳感以及一种突出自我价值的个性感，可谓民间美术蜕变形态表现于现阶段的一些品格特征。
三
或衰落或蜕变，中国民间美术以命运迥然不同的两种态势，明确地提示了现代社会文化的大变动。对中国民间美术难以磨灭的美好情怀，无疑会使人们集结到保护与承传的社会实践主题下，为它思寻通往新世纪的生命之扉。实际上，中国民间美术百年间的遭遇，并不等于文化价值判断的终结。所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一切，仅仅表明人类文明发展到现阶段的一种阶段性状态。但无论如何，可以理解为一种价值运动的中国民间美术，它的针对性已随文明背景和社会主导价值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作为社会实践主题的保护与承传，不能以培养菌种似的封闭方式，来呵护它的某种原始风貌。这种意义上的保护与承传，无疑已把民间美术视同毫无生命力和现实价值的历史文物。当然，看护好一种文物，譬如各种样式的民间美术文物，是迫切需要的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这种需要和意义，多属于我们看待历史文物的那种需要和意义。
应该认真思考的是作为社会实践主题的保护与承传，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主涉合理性文化结构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我相信，诉诸广大有识之士以至大众的相关思考和体行，将在新的文明条件下，通过针对性的调整和价值立点的转移，使中国民间美术的基本文化功能发扬光大。在此意义上，中国民间美术势必作为一种相对社会主导价值的边缘性、补偿性价值运动，显示它在健全现代人格构成，促进身心和谐发展，复归人类生存的完整性和丰富性等方面所具有的潜在文化价值。不同于一般文物价值，这种文化价值是切实地参与并改善现代社会生活的持续的作用力。
民间美术曾经含有这样一种基本文化功能：即当庶民百姓面对一时无法靠物质实践来扼制或改变的消极现实状况时，它帮助人们转到另一个角度或自我方面，以可以主动把握的精神方式追求某种替代的满足和切实的心理调节，使心灵世界不至于被严峻的现实压力所摧垮。民间美术实际是昔日文明条件下，由农民为主体的大众所创造所把握的一种“超越现实”的文化调节和补偿机制。在一定意义上，这种功能或机制，正是民间美术有可能参与和改善现代社会生活的生命潜力，也是它足以跨时空承传延续的精神财富和伟大传统。
诚如其衰落之势所表明的，生活在工业时代的我们，已不能也不必直取民间美术原生形态来“超越现实”。因为它所针对的“现实”，是物质生存条件相对匮乏的现实，其价值立点取决于大众的物质性功利要求，即便它的审美价值也因此深含精神功利性。而事实上，今日工业技术的强大力量已帮助现代人空前地“超越”了物质性匮乏意义上的“现实”，人们已发现或现实地掌握了一种能够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生存手段。这是工业文明最值得骄傲的成就。它注定我们只能在现代化的既定发展模式中，探索和确立包括民间美术现代形态在内的文化建设的针对性。
提出问题的契机，恰恰出自与工业文明成就并存互动的负面。也就是说，新文明同样令其属民有“匮乏”之虞，它的巨大物质财富并不能掩饰或改变其精神生存条件相对匮乏的现实。体现科学世界观和技术理性精神的现代文化结构，日益趋向理性化，以致“神性”、“感性”不断被驱逐，不断被压抑。这种偏执的结构，使工业文明现实暴露出工业生产方式难以自赎的严重缺陷。它同样是一个有待人们转到另一角度或自我方面，以主动把握的精神方式加以“超越”的匮乏性“现实”。民间美术也由此获得新生的可能。
显而易见，现代工业技术以全新方式开发世界。它把自然物质和人类自身存储的能量抽取出来，转换成可以另行存储的非感性形式，使之可以按人的意志重新分配和使用。往日具体可感的能量形式——“手工”，如今已被“电能”、“核能”或“程序”等抽象无形又实在有力的能量形式所取代。现代人曾满心欢喜地以为这一切能无条件地受控于人类的自由意志，而不曾想到实际情况会出现异样。随着工业文明的深入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一种寄蕴在科学世界观或技术理性中的非人格化意志，不仅以客观规律的姿态“创立”世界向世界“挑战”，还“创立”人向人“挑战”。对人和世界的整体性而言，这种非人格化意志的价值目标是“分裂”。它把人类从自然界中孤立出来，又将之投入现代技术的奴隶庄园。作为现代技术理性的主机，工业机器代手而起，成为现代人类的“所有器官的器官”。它所规定的内涵和效益目标，使分裂性因素向主体全面渗透，以致现代人像奴仆那样，在单一方面为现代技术的意志实现作出贡献，为单纯追求物质和经济效益的机器化、自动化生产服务。取代手而成为人类创造器官的延伸形式的工业机器，迫使人们必须预先按数学方式描述的机器法则来思考，必须把个人的意志“数字化”为“计算机语言”，然后输入机器，最终转换成产品。在这一系列的转换过程中，人的丰富性被滤失了，只剩下一个合乎技术理性“网眼规格”，和机制产品一样标准化、模数化、统一化的“人”。不难理喻，现代人正在失去支配自身能力的自由，正在失去形成和表达自我意志的可能。现代技术在极大地提高人类物质生存能力的同时，日益转化为一种超越人类控制的外在力量。它成功地从物质世界和人那里抽取了征服自然的巨大能量，同时也通过对手工生产方式的排斥，冷酷地将人的丰富感性和自由意志从现代文明中抽空。人们由失望进而惊惧地看到：现代技术愈强有力地控制自然，人离异于自然和身心的现象就愈明显；物的价值愈增值，人的价值就愈贬值。
现代文明的这种二律背反，暴露了现代文化结构的重大缺陷——偏执异化色彩甚重的技术理性，而大大失落了人的自由意志和自然情感。感应于现实的心理反应，如失落感、孤独感、烦躁感、冷漠感、茫然感等，以及出于心理障碍的强迫症、焦虑症、恐惧症、忧郁症和性心理变态等，已成为现代社会生活中大为流行的一种“时髦”。这一切很大程度上导源于技术理性一统天下的精神性“匮乏”——情感、幻想、激情、希望和梦想等丰富的感性因素，不断地被逐出理性的现实，沦为“下意识”。幸福的现代人，未必享有充足的幸福感。他们生活得并不完整，人的丰富性表现得并不充分。
诚因如此，随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推进，一股文化反省势力也以披靡全球之势发展起来。对于既定价值标准和生活模式，现代人不乏批判的态度，并试图以各种方式来改变现状。然而，这种努力毕竟不可能颠覆现实。生活在这个时代，人们不得不承认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方式在解决人类基本生存问题上的必要性和主导性，甚至还应该承认它业已深深地规定了现代人的生存方式。显而易见，像“电”、“程序”一类的现代技术产物，已是主控当今社会秩序和经济运作的君主，失去它们的世界图景简直不堪设想。
似乎难以逆转的命运，使现代文化反省势力只能将改造现实的希望寄托于人自身的主动调整和把握，诉诸自我的感性体验。以感性体验超越理性现实的社会需要，日甚一日地呼唤相应的价值形态，要求创造和把握一种使之足以实现的文化调节和补偿机制。民间美术原生形态曾经具有的基本文化功能，恰好与这种社会需要保持同构。这正是民间美术有可能作为一种相应价值形态，参与现代生活和文化建设的潜在能力。这种潜力的显发，有赖实践针对性的调整和价值立点的转移。应该予以充分估量的是，工业文明愈益明显的负面，已经提示出有待人们作出相应努力的实践目标和价值立点。
质言之，这个实践目标便是“手工文化”建设。
支持现代文明理性大厦的巨大工业生产效率，是以否定“拖泥带水”的手工生产方式为前提的，它禁止人们“抽袋儿烟”、“估摸着做”或“独运匠心”；不允许“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缘心感物”、“以象制器”；也容不得“质则人身，文象阴阳”、“错彩镂金”、“气象万千”。而这一切，莫不紧密关联着人的丰富感性和自由意志的表达，体现着人类手脑协调运动的和谐生存状态。通过手和手工，人的包括理性和感性的完整而丰富的心灵，人的所有社会和文化的经验，自然流畅地抵达物品的表层和深层，构成体现人类价值全面实现要求的“文化”品。复苏手和手工的现代活力，在要求维护理性与感性平衡发展的社会呼声中，迅速转化成文化建设问题。它事关现代文化结构合情合理的调整。它重新出场的意义，已超出一种物质生产力的利用或开发，而意味着一种有可能向大众提供广泛精神关怀的文化调节和补偿机制的确立。后者可谓“手工文化”建设的中心内容。
出自手的创造，极富手工人文魅力和技艺资源的中国民间美术，具有针对这个社会实践目标的“天然”优势。弥补工业天然”优势。弥补工业文明缺陷的迫切需要，势必促使中国民间美术在蜕变中实现其针对性的调整。事实上，在世纪末的今天，如此趋势已有潮起之征。
有必要指出并强调的是，在调整的社会实践目标即“手工文化”的建设中，“手”和“手工”的性质将发生重大的改变，它们将从混合功利价值的生产器官和生产力，转变成着重纯粹审美价值的创造器官和创造力。在大众的主动把握中，它们势必与工业机器生产的理性倾向，保持一种互逆的关系，充分地表达人类的自由意志和丰富情感，把审美的阳光和感性的温馨投注到工业文明的暗区。在浪漫美学或文化哲学的案头，审美与宗教、美学与神学、艺术与上帝，几乎被放在同等意义加以思考。定论暂且没有，但在“诸神”隐遁以至死亡的时代，审美的艺术被赋予“神性”而扶摇直上，却是现代世界的事实。中国民间美术将借此机遇，在蜕变中实现其价值立点的转移，即全面地审美化。
目前中国社会上方兴未艾的一些文化生活热潮，诸如旅游热、气功热、游艺热、足球热、收藏热、节庆热、家庭装饰热等等，表明人们已自觉不自觉地通过某种生活形式或艺术形式，寻求积极的心理调节，缓解生活和心理节律。这些来自社会基层的改善生活质量、追求高情感的自发要求，将会不断汇聚成一种共识性的战略眼光，把“手工文化”建设提升为跨向新世纪的重大社会实践主题。这预示了“手工文化”性质的新型“民间美术”的光辉前景。实际上，中国民间美术百年间发生的衰落和蜕变，应该视为趋向这一前景的运动状态，视为社会文化变革过程中的一种形态学意义上的捩转。这并不意味着它作为大众艺术地把握世界的一种切实而朴素方式的丧失，更不意味着它作为一种“超越现实”的文化调节和补偿机制在新文明环境中的失落。
应该意识到，在本质上并非某种审美样式而是一种文化实践方式和文化运作机制的中国民间美术，势必会适应新的民俗文化背景和社会价值体系，以相应变化了的形态继续在当代社会文化结构中有效地发挥其调节和补偿功能，即“艺术”的一般文化功能。因此，对中国民间美术的价值判断和前景评估，不能仅仅看重其艺术形式特征一类的美学价值，或视之为某种固定的价值实体，而应该关注它相对社会主导价值的边缘性价值运动，更应该强调它对于文化建设的结构意义。任何一种有关发展中国现代文明的高远战略意识，都不能忽视流行、运作于社会基层的民间美术，不能忽视它所具有的朴素而深刻的功能性文化价值。有鉴于此，对当代社会出现的一些高度社会化的“通俗艺术”，应该从文化建设的合理结构或功能意义上加以分析和重视，尽管它目前尚有粗陋浮艳、驳杂无序之嫌。
震荡全球的现代化潮流，没有颠覆反倒强调了一个恒久之理：安身立命的家园，需要不断地去建设。因此，只有建设而非“设置温室”、“复制古董”，才不至于丢失传统文化形态活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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