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非专业记者的环保观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有一个疑问：在分工里，是否可以将“环境记者”单拎出来，成为记者职业的一个分支？

　　假如真的可以分出环境记者一类的话，我必须承认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环境记者。从我任职的几家媒体内部实行的“记者分口”制来讲，在我的二十多年的记者生涯里，从来都没有被分配了专门去跑过“环保口”，但是奇怪的是我每每总是要“撞上”环境新闻，而且每一次的环境问题的报道总是给我带来好运气。现在想来，可能是因为我个高腿长，闲得没事就往别人的口子里插一足，沾了很多“环境”的光。

　　读懂河流读懂大地

　　我第一篇严格意义上的环境新闻是1993年发表于《新疆日报》的《塔里木河枯萎了》。那时的我是《新疆日报》记者，一次偶然的采访让我看到了塔里木河，我惊奇于自己从中学课本里认识的中国最长的内陆河为什么像一条小泥沟，于是就天真而轻率地发问：“这真的就是塔里木河？它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后来我才发现，我的后一个问题复杂而难以回答。对此，仅仅发出一篇报道是远远不够的。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环境问题远没有像现在这样能引进社会和媒体的普遍关注。当记者追寻一个环境问题时，可能远没有写一篇成就报道受重视。大概是中国最大的流动沙漠里腾转扭动、蛇一样艰难爬行的塔里木河的某种宿命似的东西打动了我，我在1993到1996年的4年间持续关注，并组织了一个摄制组从塔河源头喀喇昆仑山口到尾闾罗布泊，从空中到地下进行了全方位采访。

　　这次报道对我影响巨大。我走近一条河，了解了一条河几千年的苦难与变迁，阅读了一本河流与人类文明的大书。

　　我看到了塔河尾闾上罗布人的生存状态，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些“系”在塔里木河的尾巴上的人。塔里木河流到哪里，他们就生活在哪里：塔里木河是一条没有堤岸的河、一匹脱缰的野马，在沙漠里摆徙翻腾，罗布人就拽“马尾”四处流浪。一位罗布老人在短短几十年里经历了环境的巨大变迁，从打渔人变成了牧羊者，因为河干了他无鱼可渔；而后他又不得不学习如何做农民。

　　一条流浪的河，一族流浪的人。

　　塔里木河和罗布人的生存状态在世界人类史上也是少有的。它活生生地呈现了人类与人类文明对河流的依赖、无奈与顺从，以及人类和人类文明对于河流和自然的影响与颠覆。塔里木河真的是一本人与环境的教科书，没有哪条河像这条沙漠河一样存在着生与死的尖锐对立，进一步是生，退一步是死，一边是河水，河岸上站立着高大的沙山；也没有哪个地方如此依赖一条河。在几乎没有任何降水而蒸发却达到极致的地方，塔里木河所到之处，生命就可以存活，人类就可以繁衍。

　　此后，我发出了一系列报道，有探索两千多年前楼兰文明神秘消失的《发现楼兰一百年》，有写丝绸之路上东方与西方的古代文明如何交流的《小河墓地惊世再现》，有写现实的人进沙退、沙进人退的《沙临城下》《绝域生和田》等，历史、现实、文明的衰落与兴替。许多题材早已超出了“环境”范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不能算环境报道，但每一篇里都有一个隐约的背景：自然、环境与人。

　　其实，在我写塔里木河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河”的问题在中国已经和将要成为一个普遍问题，大的如黄河、长江、淮河，小到不知名的小溪，上游截流、下游干涸；过度开发与污染；流域分割与水资源低效使用等等。虽然每条河可能问题不同、受损程度不同，但在根本上都是一样的，就是人和河的相处严重失衡。

　　长江教我认识秩序和尊严

　　2002年《南方周末》要做一组有关长江三峡的报道，我作为先行记者到三峡进行先期采访，任务是为整组报道寻找思想和写作基调。

　　记得有一天清晨在涪陵的长江边，我看到了乌江和长江的汇流。那是多么大的两股水啊！一股是浑黄的，那是长江；一股是深蓝的，那是乌江。两股水在相遇的一瞬间，便浑然一体分不清彼此，再也找不到乌江水的深蓝，一条大江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那一刻，我突然想到了塔里木河。相比长江和乌江，塔里木河是一条孤独的河，在它的流程里，没有其它支流汇入，当它从冰山上走下来的时候，它就从海拔8000米的高度一下跌落到只有1000米的塔里木盆地的狂沙中，它还没有来得及伸展和生长，就遭遇了被沙漠吸干的命运。

　　我突然产生出一种对塔里木河前所未有的认识，我突然觉得塔里木河就像是一个命运多舛的英雄，一生多难，一生坎坷，一生搏击，最终还是被沙漠吞噬。但是，就在塔河走向失败的流程中却在号称死亡之海的沙漠中创造了伟大的生命奇观。

　　我发现每条河都有自己的命运和性格，它们其实就像人一样，有自己的一生，在它们向大海走去的一生中会遇到种种挫折和艰难，这就是大自然的秩序，这种秩序是高高在上的不可轻易冒犯的。人，只是这个大秩序里的一个小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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