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追求、后现代性与学习型社会

       中国当下的境遇呈现出现代性追求、转轨（从中央计划经济社会到市场经济社会）、后现代性三者缠绕状态。现代性追求的使命伴随着转轨的艰巨任务，同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和经济快速发展途中遭遇后现代性问题。在这个问题背景下，我们探讨作为经济社会生活重要变量的政府及其治理问题。

        作为“文明体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而不是典型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中国已经开始了100多年的现代性追求——工业化、民主化和个人权利觉醒，以及实现从乡民社会（folk society）到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转变。作为后发国家，我们的现代化与现代化之前的阶段的呈现共时空特征。以赫尔曼·卡恩和安东尼·威纳的数量标准，我国人均收入跨过千美元大关，整体上已经进入工业社会（人均GDP600－1500美元）2。但是以人均GDP来概括具有二元结构特征的中国整体是不恰当的，在广大农村地区，还没有进入工业化社会。现代性追求中的民主化和个人权利觉醒尚在起步和建设之中。

        经济的全球化在现代信息、交通运输、制度安排（WTO框架、联合国）的支持下迅速在全球范围铺开，这种趋势并不会照顾哪个地区和国家自身尚处于现代性追求过程中的哪个阶段，它席卷了全球最贫穷到最富裕的任何一个角落。由发达国家引领的经济全球化使得中国在全速实现现代性追求使命时面临一个所谓“后现代”境遇之中。这是我们关注学习型社会建设和学习型社会中的政府治理的背景。

        后现代社会是具备以下特征的社会：在经济上由制造业经济转向服务性经济；技术人员成为社会的主要职业集团；大学、研究机构等汇集和充实理论知识的部门成了未来社会的中轴结构；经济发展更多地依赖于科技进步而不是传统的资本和劳动投入（丹尼尔.贝尔，1976）。现代性以“理性-科学”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人们以必得进入市场分工体系谋得一个职位为代价获得自由。游离于这个体系之外无异于自杀。因此强制的境遇并没有真正改变，改变的是强制-服从的方式。国家作为“神在俗域的代表”被解构了，代之以人民主权，但是构成所谓人民主权的意识形态仍然由一个知识精英整理创造出来的超越秩序来衡量，所谓知识－权力共谋。当这种共谋关系被揭示以后，后现代语境中的现代国家所面临的困境是：无中心、价值多元、知识爆炸和高度分化的社会中，传统文化、价值、习俗日益成为与现代科学知识等值的后现代知识，现代国家不能整合这些知识以整合社会，也无法控制这些知识以控制社会和个人。现代科学知识和它支撑的国家威权一并衰落，导致伦理亏空、价值观丧失、整合社会意识形态困难重重、社会冲突缺少化解机制，现代国家日益面临合法化危机。

        对话、交往以求在各种矛盾歧异的观念和意识形态中达成最大可能的“交叠共识”（罗尔斯，1971），以及从传统中寻求智慧才是可能的出路。这中间个人和公民社会尤其是政府能做些什么呢？学习型社会和学习政府的构建新形式下寻求合法性的一种有效的努力。

1.       学习型组织与学习型政府

        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会、学习型政府是指组织面对的外部技术环境变化迅速，消费者、服务对象的偏好变化迅速；同时，组织的投入要素已经超越传统的土地、资本和劳动，知识正以一种新的不可忽视生产要素进入生产。组织要存续，因而必须主动学习，不断的适应环境，获得竞争力。首先提出学习型组织的是美国哈佛大学的睿思，赫钦斯、彼得.圣吉进一步发展这个理论。把学习型组织理论系统化的是彼得.圣吉，他提出著名的学习型组织的“五项修炼”：自我超越——实现心灵身处的渴望；改善心智模式——用新眼睛看世界；建立共同愿景——打造生命共同体；团体学习——激发群体智慧；系统思考——见树木又见人。新制度经济学视野里的政府就是一个组织，是一个经济人，以一组服务换取税收和租金。作为组织的政府，其存续和发展同样需要五项修炼。198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的政府重塑浪潮正是这种回应的体现。

2.       公民社会与学习型政府

        我们越来越置身于一个所谓公民社会的状态中。在公民社会里面，政府是一个与其他组织有和平共处倾向的组织。公民社会是相对臣民社会的一个概念。公民社会由一套经济的、宗教的、知识的、政治的自主性机构组成的有别于家庭和国家的一部分社会；这一部分社会在它自身与国家之间存在一系列特定关系以及一套独特的机构以保障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并维持二者之间的有效关系；一整套广泛传播的高尚的或文明的风尚（refind or civil manner）(爱德华.希尔斯，1998)。相对于国家和政府的行政领域以强制性的法律和科层结构调整各种关系，公民社会中的个人、家庭、组织之间拥有彼此兼容的权利，在其内部以自由、平等的契约关系调整各种关系。“服从”与“自由契约”，这是两个领域交易/交往方式的主要不同。我有三千年的专制传统，有接着三十年的计划经济传统，国家观念深入人心，公民社会观念淡漠。1980年代以来，与巨大的经济成就相伴的是中国政治文明的开启和公民社会的培育。公民社会的理念开始传播，公民社会的各种要素开始成长。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必然是一个公民社会。因为基于权利的自由契约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也是公民社会的必要前提。

        计划经济时代，“不劳动者不得食”的被“不服从者不得食”取代。政府管理更主要的行为特征是对上级负责，强制与服从链从最高一级政府贯串到最低一级政府，国家权力首次侵入乡村甚至家庭。公民社会理念的传播使得臣民意识褪去，公民意识觉醒。政府作为公民社会中的一个组织同样受到法律的制约。法治之下无特权。公民与作为公共组织的政府的购买关系露出水面。作为赋予了暴力垄断特权的政府与纳税人的进行的是安全、界定和保护产权、公共服务等一揽子物品与税收的交易。市民理念消解了臣民社会无上的国家观念。今天，技术变迁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全球传播，使得几乎绝大部分原来必须由政府提供的公共品不再具有天然的垄断特权。政府在很多场合处在与其他主体平等竞争的位置。不学习的政府将不能很好满足公民对于公共服务的消费偏好。

        政府在很多方面和其他企业组织、非营利组织生产者相同的公共品。政府是在暴力潜能上具有垄断特征的组织，然而他它常常误用或者滥用它的合法性垄断，呈现出一般垄断组织共有的低效率和缺乏回应性。在商品和要素已经全球化的今天，政府间竞争已经在全球范围展开。因此，竞争的压力和公民的企盼都要求政府成为学习型组织。全球化挑战的是政府的管理模式和治理理念。改变组织自身，适应变化了的环境，正是建设学习型政府的意义所在。按照学习型组织的要求建设学习型政府，将对政府治理的理念、组织结构、行政伦理、治理模式、技术应用产生深远的影响。

3.增长理论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