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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中的吴敬琏与国策中的吴市场

  2007/7/2 源自:中华职工学习网 【字体: 字体颜色

吴敬琏在上世纪以“吴市场”著称,然而吴敬琏本人对“吴市场”究竟做了怎样的评价,“吴市场”曾受到什么样的波折,家庭熏陶对吴敬琏的学术品格有什么样的影响……当代中国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我和爸爸吴敬琏》,对“吴市场”背后的一系列问题做了解答——

  对于广大读者来说,吴敬琏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关于他的书,以前也出过不少,但多是侧重他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的。十年前,有出版社想出一本《吴敬琏传》,当时准备让我写,按吴敬琏的意思,内容想主要侧重他的经济理论,以及他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思考,但我对枯燥的经济实在不感兴趣,后来我就没有写,而是请吴敬琏的助手柳红来写了。所以,我写《我和爸爸吴敬琏》不是如何侧重他的思想,着笔的重点在他的个人成长史,而不在他的经济学理论。写他的经济学理论,我不够资格、缺乏兴趣,也没必要,因为爸爸自己的文字才是这方面最好的论述。目前很多媒体报道这本书时,用了“名门家族”或“名人爸爸”的词语,对此,我建议最好避开这些词语,因为我只是想介绍一个别人不知道的平凡的吴敬琏。我的笔触,或许为读者了解吴敬琏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反右”运动中的吴敬琏

  吴敬琏在上世纪以“吴市场”而著称,思想解放是其代名词。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年轻时的思想其实很“左”。吴敬琏自己都承认这一点。我在书中披露,在1957年的“反右倾”运动中,吴敬琏讲话比较小心,因为他在“向科学进军”中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党支部曾发生过一次冲突,他知道有人正虎视眈眈地等着整他。有一次,在他母亲邓季惺去参加北京市非党领导干部整风座谈会之前,他甚至嘱咐母亲说话要小心。然而他母亲毫不在意说:“有啥子可以小心的?我们不都是为了党好?”然后她很认真地提了很多意见,关于公私合营、关于新闻自由、民主和法治等等。结果,她和爷爷被双双错划为“右派”。吴敬琏因为在“向科学进军”问题上的表现被批评为思想“严重右倾”,最后被定为“中右”,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解放初期,吴敬琏不但极力将自己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向一个共产主义者转变,还推动家里人一起向左转、向左看齐。我的保姆宋妈妈告诉我,她曾经听见我爸爸“教训”我奶奶不许坐沙发,说无产阶级都坐凳子,你为什么要坐沙发?不知是不是真有这么一回事,但是下面这件事我曾听家里不止一个人说过。

  1945年日本人刚投降时,我奶奶一到北京就在石碑胡同买了一个四合院,还配了一批漂亮考究的红木大理石家具,但我爸爸却看着那些“资产阶级”的东西总觉得不顺眼,“大跃进”时就“替”他母亲捐掉了一批,“文革”一开始便彻底把它们“处理”掉了。

  “吴市场”的一波三折

  吴敬琏这些年来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张,即使顶着巨大的压力,仍然不屈不挠。遭人误解或批判时,他也生气、也着急,但一转眼又直言不讳了,拦都拦不住。柳红在《吴敬琏传》中记述了这么一个场景:“由于1988年价格闯关的失败以及1989年的风波,经济改革再一次陷入了低潮,间接调控的提法消失了。1990年7月5日,在中南海勤政殿,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召开经济问题座谈会。一开始就有人说改革出了方向性错误,应该是计划取向,但是搞了市场取向。一位同志接过话头说:中央从来没有讲过市场经济。吴敬琏说:陈云1981年就用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时也讲了市场经济。这位同志说:正式文件里没有这个提法,就不能用。吴说:既然邓小平都认为可以这么说,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就大逆不道?双方争得面红耳赤,86岁的薛暮桥极激动,话都说不清了。”

  我一直想弄明白,近80岁的人啦,不思养老,还这么不停地追求,到底追求什么?在书中,我对这个“开关”作了探寻,其中有我和吴敬琏两个人之间一个很长的对话,涉及了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经济学家对政策的影响等诸多问题的看法。比如,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我问他:“您真觉得,中国现在还有完全回到过去计划经济的危险吗?”他答:“现在中国有希望,但是也还没有完全走出有可能回去的危险。”

  关于他对自己的评价,我问他:“吴市场”算不算一生中最大的成就?他答曰:那个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大概是有帮助的。我问他“您一生里做过的最令你歉疚的事是什么?”他答:“批孙冶方是我做的最错的一件事。还有,奶奶爷爷被错划‘右派’时,我也写过揭发。当时在经济所的批判会上,动不动就挨一顿批,那自己就赶快洗刷,说我也参加批判。”

  通过“家族史”观察吴敬琏

  在书中,我更多地从“家人”的角度观察吴敬琏,其中很大篇幅回顾了吴敬琏的父母——生父吴竹似,继父陈铭德和母亲邓季惺——1929年创立并经营《新民报》的艰辛历程,展现给读者的实际上是吴敬琏的一个家史。其中书中谈到“奶奶的法治理想”一节很值得一提。

  说到吴敬琏的母亲——我奶奶对法治的崇尚,用吴敬琏的话说是“到了迷信的程度”。我在书中举了两个例子:如邓季惺在1947年参加并当选立法委员,当时蒋介石做出“宪政”的姿态,搞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所谓“自由选举”,邓季惺当时把它看成是中国实行民主、法治的一线希望,但她当选立法委员后在立法院内所作的努力,并没有使一个腐败的政府由专制走上法治的道路,却将自己送上了被追杀的逃亡之路。

  第二个例子是1957年她批评一些政府部门不依法办事,还一条一条地罗列需要改正的地方。她一向讲真话不分场合,也不看人脸色。蒋丽萍、林伟平合著的《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一书中有很多这方面的详细例子,这里简列三条:她对法院的人讲政法独立;跟看守所的人说不能管嫌疑人叫犯人;问公安局的人在押人员怎么行使选举权。那一次惹来的倒不是杀身之祸,不过被扣上了“右派”这么个帽子,工作也全丢了。

  从书中通过吴敬琏的家庭史,可以看到,父亲那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追求的不是什么所谓的“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市场经济的举旗人”等等,而是他们想用自己认为“对的东西”来“影响这个世界,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儿女著书写父亲,在国内出版界已很常见。但我觉得这种写法其中最关键的是能否保持客观的角度,不溢美,不隐恶。在这本书中,我没有刻意地美化父亲,但我也坦率地说,我也没刻意地想保持所谓客观立场。

  (作者为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心理学博士、吴敬琏长女、《我和爸爸吴敬琏》一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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